在中国钱币史上，辽朝的货币流通有着特别的现象，即辽境内的主要流通币是宋钱而非本朝自铸币。特别是在辽朝陪都南京（今北京）地区，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本文将结合宋辽时期北京地区的史料，并参照新中国建立以来，北京地区40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对辽代遗址、墓葬中出土钱币进行对比分析，粗略地探讨辽朝铸币业的兴衰，从而揭示出宋辽对峙时期，宋钱北流的缘由。
一、史料记载的辽南京地区的流通货币
10 世纪后期至12 世纪20 年代为辽、北宋南北对峙时期。经过多年的征战，辽朝占据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其疆域范围“东至于海”（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北接斡朗改、辖嘎斯；其南则黑汗、西州回鹘、西夏、北宋、高丽。①全境包含今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河北和山西等地。
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政权建立后都会推行使用新的自铸币，并在统治区域内强制流通，进而废除旧政权的流通货币。但是有辽一代，在自行铸币的同时，其经贸市场上大量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汉唐五代和北宋钱币，尤其以北宋钱币为最。
辽境内分为上、东、中、南、西五京道，而作为五京之一的陪都南京，又称燕京（即今天的北京），府名幽都（后易名析津府），统檀、顺、涿、易等六州和析津、宛平等十一县，是辽国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对中国北部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地处南北交通枢纽，来自宋朝统治区的各种商品货物先要运到这里，北方草原牧区的各类产品也在这里集中，进行交换。
燕京城北的三市是辽朝统治区最大的商品市场，贸易十分繁盛。燕京还是辽国农业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燕州国志》载：“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膏腴蔬菜瓜果实稻粱之类靡不辈出，而桑拓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土甘厚，人多技艺”，“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燕京地区封建经济非常繁荣，商业多为转口贸易，在南面通过辽宋间的榷场保持有限的“互市”，北面则通过榆关路、松亭关、古北口路和石门关路等驿道，和高丽、西夏乃至西域地区保持商业联系。此时南京市场上，铜钱广泛流通，《辽史·食货下》载：“辽之方盛，货泉流衍，国用以殷，给戍赏征，赐与亿万。”③然而流通的铜钱除少量是自铸外，大部分是来自五代的旧钱和北宋流入的铜钱。
因史料缺乏，辽史中很难找到关于宋钱在辽境内流通的记载，不过宋朝的一些史料可以补充辽国史料的不足。
史料一：辽初商品交换尚处于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主要以牛、羊、皮张、布帛充当一般等价物。宋使胡峤曾留居契丹7 年（947-953 年），他在《陷辽记》一书中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铸币的使用即使有，也是以掠夺汉地钱来充用。
史料二：燕京地区因经济发达，贸易额不断增加，钱币不敷应用，“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 年），开凿燕京大安山刘仁恭所藏钱币，使燕京货币得到很大补充。同时辽朝又铸太平钱，与五代钱互用”。④
史料三：燕京是宋朝向辽输送贡品的交接点。宋咸平三年（1004 年）“澶渊之盟”，宋纳币求和，辽每年从宋朝得到大量岁币银，自咸平三年至宣和三年(1221 年) 的117 年间，总共获岁币银3150万两，绢1907 万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铜钱折算。这些银绢都在燕京交纳传致上京。南方商人也以燕京作为贸易枢纽，燕京市场的流通货币几乎全是宋钱。
史料四：苏辙于1089 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使辽，回宋后奏报“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用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⑤说明宋钱北流一直没有停止，是辽境内的主要流通货币。
史料五：神宗时期的沈括分析钱荒的成因之一，曰：“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 他还讲到京师百官所食之牛羊皆取自辽朝，“牛羊之来，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⑥此番言语为沈括于正式场合回答皇帝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铜钱流入辽朝境内的数目是很大的，以致成为宋朝君臣讨论钱荒问题的“常客”。
史料六：哲宗绍圣年间，郑价出使辽朝，看到“北界支到抬箱入例物见钱七十余贯并是国朝新铸钱宝。”⑦看来宋朝每增铸新钱，不久就会流通到辽朝境内。
史料七：宋朝钱禁从侧面反映了宋钱在辽境的流通情况。由于辽朝盐价比宋朝低，燕京地区百姓越界到河北走私贩盐获利情况很多，沿边走私导致宋钱大量流入燕京地区，引起宋朝上下不安。仁宗嘉祐年间，制定严厉的《嘉祐编敕》，内容包括“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陕西、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每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⑧其中河北、河东都是针对辽朝的。 与仁宗庆历元年制定 “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决配远恶州军本城”⑨的法律相比，金额在一百文以上就要处罚了，可见法律不仅没有起到遏止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宋钱的外流。
史料八：宋朝使者路过燕京时购买大量土特产带回南方，许多河北官吏专门派人到燕京购买特产。《宋史》卷二百八十五《梁适传》记载：河北转运使梁子美，有一次购买“北珠”价值三百万缗。这些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官吏对本朝钱禁法令的消极态度，助长了宋钱外流辽境之风。
此外《宋会要》等史书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在此不一一赘述。从上述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辽南京地区的流通货币是以中原汉唐五代，尤以宋钱为主的。那么，辽朝市场上有没有自行铸币在流通？辽钱与中原钱币之间的真实情况到底怎样？这些问题的回答就要靠考古发掘的实物来佐证。
二、考古发掘显示的辽南京地区的流通货币
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一些重要墓葬、遗址的发掘，和带有明确纪年的文物的发现，印证、补充了辽金史记载之疏漏，对探讨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学的规律，以及对辽金时代幽燕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所有发掘的辽代遗址、墓葬中，大都出土了大量的钱币，下面用图表的方式将这些出土钱币做一归纳总结。
表中所罗列的出土铜钱的辽代遗址墓葬多集中于辽中晚期，即辽圣宗统和、兴宗重熙、天祚帝天庆年间。其中赵德钧墓与西翠路辽墓属于辽早期的墓葬，尚未出现宋钱，在赵德钧墓出土的唐钱中，有一类是会昌开元，背面铸有地名，包括昌、京、洛、益、蓝、襄、荆、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等21 种。说明燕京地区虽自唐末以来战争频仍，但由五代至辽初与中原地区一直有广泛的贸易关系。表中其他墓葬遗址所出均以北宋钱为主。
辽代幽燕地区使用的铜钱，不仅在墓葬中多有出土，还发现有若干处窖藏。主要包括：
1、朝阳区大屯乡小营村出土宋钱56 公斤；
2、通县张家湾乡西赵村南口出土宋钱200 多公斤；
3、顺义县尹家村乡北大段村出土宋钱256 多公斤，全部装在一个陶罐内；
4、顺义县北小营村乡北府村一陶罐内盛宋钱150 公斤；
5、平谷县东高村乡西高村西北出土宋钱150公斤，全部装在一个六扳锅内；
6、延庆县花盆乡花盆村出土宋钱100 公斤，全部装在一个陶罐内；
7、延庆县城关乡于屯村出土唐宋钱90 公斤；
8、顺义县北房乡南房村东500 米处，在一个六扳锅内装宋铜钱50 公斤；
9、通县镇也曾一次出土唐宋钱30 多公斤。
10、1967 年通县马头乡马堤村发现辽代窖藏，皆为北宋后期货币，有祥符、元丰、大观、政和等。
上述资料证明了辽圣宗统和年间，宋辽“澶渊盟约”里宋向辽纳岁币在燕京交割，致使宋钱大量流入辽境的史实。同时也明确地显示出辽燕京地区窖藏中出土的宋钱比例几乎达到90％以上，而辽朝自铸钱币数量却微乎其微，如1986 年，北京昌平县三泉寺古刹出土铜钱1 公斤多，其中辽钱仅1 枚。即使在辽上京、中京等地区，辽朝用于流通的自铸货币亦鲜有发现，建国以来在东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考古发掘中，辽自铸币往往于千万枚唐宋钱币中只出一到数十枚。有资料显示如下：
东北地区：
1958 年，辽中京遗址发掘出土大量宋钱，仅2 枚辽钱；
1986 年秋，辽宁省海城市牛庄镇西响村，出土钱币几十公斤，其中辽钱6 枚；
1987 年7 月4 日，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出土钱币134 市斤15404 枚，其中辽钱6 枚；
1992 年5 月2 日，辽宁省东沟县新农乡马圈子村出土钱币640 市斤9173 枚，其中辽钱5 枚。内蒙古地区：
1930 年夏至1931 年8 月，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出土辽“大康通宝”30 枚；
1972 年，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铜钱140 公斤，仅44 枚辽钱；
1978 年，赤峰牛营子出土铜钱60 多公斤，只清宁、大安数枚辽钱；
1980 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铜钱47 公斤，8 枚辽钱；
1981 年，林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出土铜钱777.5 公斤，246 枚辽钱；
1981 年8 月，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窖藏发现辽“天禄通宝”钱1 枚；
1981 年6 月，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铜钱637 枚，仅1 枚辽钱；
1982 年8 月，巴林右旗索博日嗄苏木辉腾高勒村出土铜钱12289 枚，辽钱仅4 枚；
1985 年，呼盟扎兰屯出土铜钱19 公斤，辽钱1 枚；
1987 年，赤峰敖汉长胜乡乌兰巴苏木出土铜钱3.8 公斤，辽钱9 枚；
1987 年，伊盟乌审旗陶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铜钱430 公斤，辽钱23 枚；
1988 年，兴安盟科右前旗跃进马场十三连出土铜钱1000 余枚，辽钱2 枚；
1994 年，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出土铜钱2.69 公斤，辽钱1 枚。
山西地区:
1983 年，在山西省浑源县林场乡破兑白村，出土钱币16 市斤1875 枚，其中辽钱1 枚。以上资料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辽（契丹）在与北宋的对峙中，其经济活动越来越深地受到北宋的影响，特别是辽南京地区的商贸经济，突出地显示了对北宋流通货币的依赖。第二，辽境内铜资源的匮乏使其对中原铜铸货币产生过度的依赖，进而导致辽（契丹）自身的铸币业发展缓慢，且规模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