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即拆毁了元代大都的皇城，而在南京新建的皇城，其文化理念与元代大都皇城完全不同。及明成祖夺得皇位，迁都北京，又在这里重新修建了宏伟的皇城，其文化模式则完全是以南京皇城为依据的，没有受到元代皇城的影响。
又因为明朝是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使得其皇城理念与此前由少数民族统治者所营建的皇城有着较大的差异，经过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认识明代北京皇城的文化内涵。
一、北京皇城的营建过程
论及明代北京皇城的营建，必要涉及洪武年间燕王府的营建。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分封制的政治体制，把自己的皇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王府，治理一方。当时被分封到燕京地区的，是四皇子朱棣，称燕王。
史称，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明太祖诏告天下曰：“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诸子之封，本待报赏功臣之后。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桢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梓为潭王、第九子杞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
①在分封诸子之后，明太祖开始着手为诸皇子在各地营建王府，其中，对燕王府的营建，相关史籍的记载为：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明太祖任命赵耀为北平（即燕京）行省参政，“耀因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辞行。”
②这段记载是在明太祖正式分封诸皇子之前，只能是一种待落实的计划而已。到了翌年七月，明太祖才正式下令，“诏建诸王府。工部尚书张允言，诸王宫城宜各因其国择地，请秦用陕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殿，楚用武昌灵竹寺基，齐用青州益都县治，潭用潭州玄妙观基，靖江用独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营之。”③据此可知，燕王府的营建是从洪武四年（1371 年）开始的，而其地点，则是在元大都皇城的旧址上重建。
各地王府的建造，不仅地点要经过明太祖批准，而且其规模也有十分明确的标准。在这一年的正月，明太祖“命中书定议亲王宫殿制度。工部尚书张允等议：凡王城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上阔二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九寸五分，月台高五尺九寸五分，正门台高四尺九寸五分，廊房地高二尺五寸。
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黑。四城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宫殿窠攒顶中画蟠螭，饰以金边，画八吉祥花。前后殿座用红漆金蟠螭，帐用红销金蟠螭，座后壁则画蟠螭彩云。立社稷、山川坛于王城内之西南，宗庙于王城内之东南，其彩画蟠螭改为龙。从之。”
④全国各地建造的王府在规划上是一样的，但在建造过程中却有所差别，对此，明朝人已经有所关注并加以议论：“亲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墙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台五尺九寸，各有定数。而殿之尺寸不著。
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韩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悬绝。岂秦、晋、燕、周乃高皇后亲生，故优之，诸子不得与并耶？余见吉府、荣府，城高仅二丈余，城外并无河，想即以本府长沙、常德之城池为据，而内城特作子城。其余可类推矣。”
⑤这种局面的出现，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必然的。在燕王府的营建过程中，负责这项工程的官员许多事情皆要直接向明太祖请示。如在洪武六年（1373 年）三月，“燕相府言：先尝奉诏，以土木之工劳民动众，除修城池外，其余王府、公廨造作，可暂停罢。今社稷、山川坛，望殿未覆，王城门未甓，恐为风雨所坏，乞以保定等府宥罪输作之人完之。上以社稷、山川、望殿严洁之地，用工匠为之，命输作之人但甓城门。”
⑥在明太祖看来，王府的建造工程是一项十分神圣的事情，是不能让有罪的人员来参与的，只能由专门的工匠来完成。燕王府的最后完工是在洪武十二年（1379 年）十一月，“燕府营造讫工，绘图以进。其制：社稷、山川二坛在王城南之右。王城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门楼廊庑二百七十二间，中曰承运殿，十一间。
后为圆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之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之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四门，其南曰灵星，余三门同王城门名。周垣之内，堂库等室一百三十八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一十一间。”
⑦这是对燕王府最完整、最准确的一段记载。由此我们亦可看出，明代王府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是仿照南京城的皇宫建造的，分为两大部分，前面一部分的主体建筑为三殿，即承运殿（相当于奉天殿）、圆殿（相当于华盖殿）及存心殿（相当于谨身殿）；后面一部分为三宫（相当于乾清、坤宁两宫及交泰殿），却没有具体的名称。
在王府的南面，也采取了“左祖右社”的建筑模式，东南为宗庙，西南为社稷坛和山川坛。这种建筑格局，只是规模比皇宫要小一些，样式却没有变化，对此后北京皇城的营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建成后的燕王府，并没有提到在其东南面建造有宗庙，只是提到在西南面建造有社稷、山川二坛。
燕王府建造在元大都皇城的遗址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元大都的皇城分布在太液池的东西两岸，东岸是元朝主殿大明殿的遗址，西岸是皇太子宫（后称隆福宫）的遗址。燕王的王宫是建在了东岸还是西岸，出现了两种说法。其一为建于东岸说，清代大学者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一书中转引《明典汇》一书曰：“永乐十四年八月，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
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作西宫，为视朝之所。中为奉天殿，殿之侧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门之南为午门，午门之南为承天门。奉天殿之北有后殿，有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
⑧明人张瀚亦曰：“京师为古燕都…… 洪武初，为北平布政司，永乐七年，改为北京。十九年，营建宫殿，后拓西苑，中有太液池、琼华岛、广寒殿。”⑨张瀚之说有两点不妥，第一，明朝改北平为北京是在永乐元年（1403 年）正月，而不是在七年。
第二，只提营建宫殿，没有提建造“西宫”，误称“后拓西苑”，在这时所谓的“西苑”，就是“西宫”的所在地。实际上太液池西岸的西宫比东岸的皇宫要建得更早一些。其二为燕王府建于西岸说，明人朱国祯曰：“文皇初封于燕，以元故宫为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难后，就其地亦建奉天诸殿。
十五年改建大内于东，去旧宫可一里，悉加南京之制，而弘敞过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内也。”⑩明人沈德符亦曰：“万寿宫者，文皇帝旧宫也。” 奉命编纂《日下旧闻考》的清代学者也指出：“明初燕邸仍西宫之旧，当即元之隆福、兴圣诸宫遗址，在太液池西。
其后改建都城，则燕邸旧宫及太液池东之元旧内并为西苑地，而宫城则徙而又东。” 他们支持西岸说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关于明代宫城在元代宫城东侧的论点则是错误的。我们通过《明太宗实录》的相关记载，可以梳理出明北京皇城的营建大致过程。
永乐三年（1405 年）十月，“升前燕府纪善胡安为户科给事中，命同给事中宋亨掌北京皇城勘合。” 据此可知，最迟在这一年，北京的燕王府已经被改称为皇城了。翌年闰七月，“文武群臣淇国公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遂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人月给米五斗、钞三锭。
命泰宁侯陈圭、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匠砖瓦造，人月给米五斗。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这是北京大规模营建宫殿的开始。
永乐七年（1409 年）三月，“车驾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诸神。上御奉天殿受朝贺。”这是北京第一次营建宫殿完成后，明成祖来到北京。此处所云“奉天殿”，就是由王府中的正殿承运殿改建的。
这次的营建工程历时三年，基本上是以燕王府为基址的。但是，明成祖很快就发现，新建皇城的中轴线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不重合的，而北京城的中轴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轴线，新皇城的中轴线偏在西侧，这显然是明成祖所不能够容忍的，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大规模营建皇城的举措。
永乐十四年（1416 年）十一月，“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先是，车驾至北京，工部奏请择日兴工。上以营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复议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
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之所以有“复诏”之举，就是因为这时的北京已经有了一座十分华丽的宫殿，再要建造一座宫殿，确属浪费。但是，群臣为了迎合明成祖的旨意，皆赞同再建造一座新的皇城。
永乐十五年（1417 年）五月，“西宫成。其制：中为奉天殿，殿之侧为左、右二殿。奉天之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之南为午门，午门之南为承天门。奉天殿之北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凡为屋千六百三十余楹。”
这段记载反映出的是：第一，一年之间是不可能建造出一千六百多间宫室的，因此，所谓的“西宫成”是指的以燕王府为基址建造的皇城，其始建时间应是在永乐四年（1406 年）。第二，是为已经建成的这座皇宫重新定位，将其改称“西宫”，这是为了再次营建一座新的皇宫寻找的最佳借口，以免引起更多人的非议。
到了永乐十八年（1420 年）十二月，“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
这座新营建的皇宫比起只有一千多间宫室的“西宫”来确实要壮丽许多，史官仍然用“初营建北京”的笔法来掩饰明成祖的好大喜功，只能是欲盖弥彰。因为从永乐元年改称北京，到永乐四年营建第一座北京皇城，再到永乐十八年第二座皇城竣工，耗费的是全国的民众、工匠、军士们的艰辛劳作，耗费的是巨额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在这样一座辉煌的北京皇城背后，明朝举国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二、北京皇城的主要建筑及其文化内涵
奉天殿是明北京皇城中最重要的建筑，时人称：“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国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则内朝之遗制乎。”
这里言及的，皆是皇城中的主要建筑。奉天殿作为朝廷的文化象征，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均在此举行，从皇帝的即位，皇后及皇太子的册封，到元旦（即今天的春节）、立春、端午、重阳、冬至等重要节令，明朝帝王都要在这里召见百官，以示庆贺。
在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的建筑中，处处都有精彩的文化内容，如殿中的壁画，时人称：“北京奉天殿两壁斗拱间，绘真武神像，武当山致崇礼之极，山绕数百里，隶观中。成祖起兵，真武空中协助。时燕邸在北，一念真灵，皆山川密感，故空中神，成祖之神也。京师堂扁北向，盖避尊也。”
这种对壁画的解释固然虚诞，但是明成祖及其此后的明世宗等尊崇道教文化的信仰却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奉天殿的壁画反映出来。位于奉天殿之后的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也是一处重要的建筑，时人称：“文皇帝时，友爱诸弟，每来朝，赐宴于华盖殿，辞亦如之。
世子郡王，则皇太子宴于文华殿。独宴尚师哈立麻亦华盖殿，盖以亲王例宾之也。十九年，特宴兵部尚书赵于华盖殿。以尚书夏厚吉九年满，上亲宴之武英殿，一时咸以为荣。” 不仅如此，每当奉天殿举行大朝会的隆重仪式之后，明朝帝王皆会在华盖殿或是谨身殿举办大宴会。此处所云“尚师哈立麻”，是一位藏传佛教高僧，明成祖宴请他则是在南京皇城内的华盖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变更与宫殿的关系。明太祖是一位极为专制的帝王，他不能容忍宰相拥有独立于皇权的政治权力，于是废除了中书省，使帝王能够直接控制六部的官员。但是，明太祖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必须有辅佐的大臣，于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举措，“洪武末，设华盖殿、谨身、文华、武英、文渊、东阁诸大学士，俱正五品。” 利用殿阁大学士从事宰相的日常工作，却没有宰相的权力。其中，华盖殿大学士在诸多殿阁大学士中的地位是较高的。
如果说奉天殿是外朝的正殿，那么乾清宫就是内朝的正宫，是明朝帝王居住的地方。它的建筑与奉天殿一样壮丽，所耗费的民脂民膏也同样惊人。时人曾曰：“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槅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犹未满志也。” 文中所云“内”就是指宫中的太监们，他们假借皇城宫殿的维修而侵吞国库的钱财，其贪得无厌的丑态于此可见一斑。
就是用如此昂贵的费用建造起来的宫殿，有时却会长期闲置不用。时人称：“大内乾清宫，以正德九年遇灾，旋鸠工创建。役尚未竣，比肃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入奉大统，暂居于文华殿，亟促冬官昼夜缮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跸。
临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则永寿宫已成，至壬寅宫婢之变，上因谓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宝法物，尽徙实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遂虚。直至丙寅上宾，始返龙蜕于大内。” 明世宗认为乾清宫“非善地”，就将其闲置几十年，直到死后才回到这里。
坤宁宫是明朝皇后居住的地方，其功能与奉天殿类似。每当帝王在奉天殿召见百官，举行各种隆重的庆祝活动时，皇后也在坤宁宫同时举行类似的庆祝活动，包括接见嫔妃和百官的夫人，并且也举行大规模的宴会。这些活动比起奉天殿、华盖殿等场所，其社会影响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在北京的皇城中，文华殿的地位仅次于奉天殿、乾清宫等主要建筑，是皇太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时人称：“初，太子读书大本堂，选民间之俊秀及公卿之嫡子入堂中伴读，谓之‘龙门秀才’。后以文华殿为太子进讲之所。” 时人又曰：“文华殿本主上与东宫讲读之所，视唐之延英、宋之集贤，其地最为亲切，非如武英殿为杂流窟穴。
以故自永乐以后，辅臣拜大学士者，即华盖、谨身，在正殿之后，皆系衔其间。而文华以偏殿独缺，则地望邃密故也。” 由此可见，文华殿在皇城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里除了是皇太子读书学习的场所之外，也是明朝帝王经常来往的场所。
时人称：“皇朝宫殿最尚简便，自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外，西则有武英、仁智二殿，皆画史艺士供奉游豫之所。东有文华一殿，储君所御，然上每月三次经筵，及每日阅章奏，亦御此殿。” 因此，这里的摆设也就备受帝王的关注。
时人称：“文华殿东室，旧设佛像。世庙恶其不经，撤去之。乃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南向；周公、孔子二龛，东西向。自为祭文，行安神礼。”明世宗在位时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但是把文华殿的佛像改为儒家圣贤这件事情却是很值得称道的。
在文华殿附近的文渊阁，原本是皇家图书馆，时人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
’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作为帝王，这些见解确实精当。
在南京的皇城先曾建有文渊阁，藏有大量书籍，及北京文渊阁建成之后，明成祖命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选出一部分送到北京，亦收藏到文渊阁中，并据此编辑有《文渊阁书目》，成为后世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渊阁又是皇家御用文人活动的场所，时人称：“永乐初，选翰林文学之臣六七人，直文渊阁，参典机务，诏册制诰皆属之，而誊副缮正，则中书分直更入，事竣辄出。”随着阁臣参预政务的时间越来越长，其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成为了实际的宰相。在文渊阁旁边又有内阁，阁中大臣往往挂上文渊阁的名号，后人遂把文渊阁与内阁混为一谈。
时人曾曰：“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实始于建文四年。长陵即位之初，阁中有文渊阁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诏草、题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诸司。下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内阁，云直文渊阁。即官至三殿、二阁、二坊大学士，无入内阁旨，不得与机务也。
虽编修、赞善等官，有入内阁旨，亦得预机务矣。” 此处所云“凡入内阁，云直文渊阁”，就是把内阁与文渊阁二者等同起来。所云“长陵”，则是指明成祖。
时人称：“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这也是把内阁与文渊阁混为一谈。文渊阁除了贮藏大量书籍之外，则是处理机要政务的主要场所。
武英殿与文华殿东西相对，也是皇城内的重要建筑。时人称：“宣德以后，辅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即入武英殿；次之为文渊阁；其稍轻者则东阁，俱称大学士。而祖宗朝则不尽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后则以学士入直者居多。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渊阁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超过了武英殿。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在明代的殿阁大学士中，许多人皆实任六部尚书之职，在没有中书省的情况下，这些殿阁大学士皆是握有实权的大臣。
北京皇城太液池西侧的许多建筑，在永乐初年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在紫禁城建成之后逐渐消失了。但是，到明世宗嘉靖年间又再度产生了重要作用。时人称：“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於其地，未几而元极、高元等宝殿继起。
以元极为拜天之所，当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为内朝之所，当正朝之文华殿。又建清馥殿为行香之所。每建金箓大醮坛，则上必日躬至焉。” 甚至出现了明世宗几十年不上朝，所有政务皆在西苑处理的怪现象。
到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时称万岁山或煤山）自杀，明朝灭亡。此后不久，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战败，李自成在逃离北京时，一把大火把皇宫焚毁，他所导演的不仅是一场农民起义的悲剧，也是北京文化的一场浩劫。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紫禁城，大多是清朝初年重修的，而对于明朝皇城而言，只能通过文献来了解其昔日的辉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