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各地的古建筑设计院已经快成为“施工图配合院”了,很多发达城市的大设计院都在配合国外建筑师做施工图,我们很多有影响的大型建筑都是由国外建筑师提出创意,国内的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师来配合。从建筑来看:金茂大厦、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新址、上海交通枢纽、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从地区来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似乎都是这个模式。而小型城市和边远地区似乎也在克隆着这个模式,与前者不同的是由国内发达城市的建筑师作方案和初步设计,当地的设计院和建筑师来画施工图……创意从国外流向国内大城市,再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型城市。每年开建筑设计交流会的时候,同行们拿来展示的建筑作品基本都是大型的合作工程、中型的外地工程和小型的本地工程。
也许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特点。
从现代主义开始,古建筑设计已经失去了地域的特点,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以及设计和商品在全世界具有普世使用的性质,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今天的世界失去了时间的维度。我们已经记不清哪个城市有哪些特征,哪段时间有哪些特征。运输的高效率和信息传播的高效率,使地球成为无数的点和点结成的没有名称的大网,有的只是一个个符号和商标。
在这个时代,国际合作是一个趋势。而对于我们这个现代化起步比较晚的国家,合作就是学习和追赶的过程。在引入国外或者发达地区的建筑设计和产品时有三个阶段和我们在学习和追赶过程中要解决的三个相应的问题。
第一阶段是创意阶段,这个阶段要从国外引入创意及以下各阶段的所有设计和生产方式,比如在香山饭店阶段,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PEI事务所做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施工和提意见,以至于当时很多人看到照片中有几百个工人蹲在宾馆的园林里用小石子拼甬道的图案,还争论贝先生把桂林山水的石头锯下来运到北京放在宾馆里对不对。这个阶段的问题虽然很大,但是因为涉及到的主要是建筑师,所以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现在中国的设计已经有能力作自己的创意了,个别一些中国建筑师自己的作品已经开始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了。
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设计阶段,指的是专业的精细化分工以及专业之间的密切配合,再有就是专业有意识的设计动力。在解决了我们创意设计的问题后,技术设计就是一个直接面临的大问题了,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很多的建筑比人家差的就是专业的设计理念,比如结构的创造性、设备和建筑的密切配合等等。像水立方那样的结构设计如果用我们常规的结构设计思路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按照常规的专业配合方法,在ETFE膜结构的外墙上给那些“枕头”充气放气的设备管和阀门以及内部安装的那些变换色彩灯具都是很难做到的。再比如,首都机场T3 航站楼的设计中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就引进了协同化设计的工作方法,使各个专业之间的配合做到天衣无缝,最后达到了高完成度的设计。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这需要各个专业的工程师都要有创作的精神才能达到。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产品制造的问题,是施工和建筑材料、建材产品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整体水平还有差距,而且这不是建筑师和工程师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制造业的发展和整体工业水平的提高才能达到。
综合这些问题,建筑首要解决的是设计问题,其中最首要的是创意问题。现在一谈创意很多人依旧局限在形式、空间、功能中,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建筑的最基本的问题。这里,创意是一个广泛的涵义,不只是在设计前期构思时的问题,而是对建筑在所在的环境和所在时代的整体思考和看法。
如果在掌握了基本问题后要想挣脱这些最基本问题的束缚,就需要有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概念。建筑虽然是物质的,表面看来是由于材料和技术的变化产生了建筑的变化,但是从历史上看,建筑的变化更是由于思想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维特鲁维曾经提出建筑的三原则:坚固、实用、美观。我国建国后的建设方针和二千多年前这个原则非常接近: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重美观。这个建设原则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相对较少的资源满足了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生产和生活的大部分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这十年来,我国的建设飞速的发展,每个城市都是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用日新月异似乎都不足以形容了。半个中国都成了建筑工地,每个设计院,每个建筑师都在加班赶图。
1980年以来,我国对国外的古建筑设计理论引进就一直没有停过,从那时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就开始翻译出版了各种现代建筑理论文献,到现在还继续着。各种杂志也迅速地报道着国外的建筑动态。建筑创作非常迅捷地追随世界建筑潮流形式的变化,建筑风格也随着建筑杂志上的国外形式在不停地变换,建筑和城市反复重复着西方各种潮流和各个时期的不同的形式。形式新颖奇特成为时尚。这二十年来,虽然我们建造了很多的房子,但是我们很难说那些是我们自己的建筑风格,那些有我们自己的思想。在世界变换和高速的建设中,建筑师们好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理论是思考的工具,没有理论思维就缺少框架。设计的提高首先就是要有理论框架的构筑。 什么是建筑理论呢?从字面看,用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建筑思想和有关建筑的言论就是建筑理论。其中既包括对建筑的理解性的内容,也包括建筑实践性的内容,很多和美学、历史、哲学等范畴相关联。建筑理论和建筑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否是在建筑完成后对它的补充、说明或者对它的理解呢,还是一系列理念和原则的宣言,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参考和方向?奥地利的艺术史理论家考夫曼曾经说过:“艺术理论不是别的,无非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达,并且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为自身所处的年代指明方向,事实上是为后人提供一块过往岁月精神宝藏的界标。”他的观点是反对理论会对实践产生影响的,这个观点是很多人都持不同意见,同时期的法国诗人瓦莱利就说过:“当理论获得某种最为明确的表达时,有可能偶然会对实际应用提供某种支持。”这些的意见都是1924年前后的事情,如果哪个时候人们对于理论的争论还是不确定的,今天,理论会对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观点则几乎是普遍被认同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和被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誉为“是人们曾经写过的有关建筑理论方面最为糟糕的著作之一”的《都市计划》,我们怎么会有现代的将城市进行彻底的功能主义分区的北京呢?把老城区推干净建金融界,让几百万人住在离工作的城区有30km距离的天通苑都是拜他的理论所赐。这虽然是一个反面例证,但是可以看出很多时候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字和语言是理论的工具。原始的世界本来是连续的,没有边界的,或者说边界是模糊的,当我们用语言命名之后,世界就被我们的语言打散了,被分割成我们思维可以理解的一块块的碎片,也丢失了碎片之间的广阔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描述的世界就是世界的所有,可是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可以描述的外面还有着广阔的领域。
建筑理论可以产生规律,对建筑实践有好的影响,也可能对实践产生束缚,甚至是反面影响,只有两方面产生对话,才能让两方面都繁荣和发展。但是缺少理论的理性指导,我们的实践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历史上看,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从战乱的疮痍中艰难地恢复,成为了现代主义古建筑设计理论爆发的温床。功能主义、未来主义等激进的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萌芽和发展的,一直延续到战后的60年代。1973年底,西方世界陷入了战后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市场的萧条促进了建筑理论的探讨。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和晚期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从1998年开始,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出现裂隙,在不停地通过向缺乏抵御性的国家通过金融和战争的手段多次转嫁危机后,2006年终于开始大面积出现漏洞,终于在2008年开始濒于危境,银行破产、百年产业告危,金融危机一下子波动到全世界每个角落,只要是在全球化的链条中无论是在寒带还是在热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个冬天的寒冷。
在这个经济的转折期,在人们反省后才会到来的新时代的前夕,也许正是人们开始酝酿构建新理论框架的时期了。
① 当时汪坦先生主持翻译了一套11本的《建筑理论译丛》，按出版时间计有《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1750~1950》、《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人文主义建筑学》、《形式的探索：一条处理艺术的问题的基本途径》、《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符号?象征与建筑》、《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建筑体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和《建筑美学》，是当时我们这些建筑学学生罕有的建筑精神食粮。后来因为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就没有再出版其他的。还出版了一个《建筑师丛书》系列，是《建筑师》杂志翻译连载文章重新整理出版的，有：《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现代建筑语言》、《外部空间设计》、《存在?空间?建筑》、《后现代建筑语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