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里是宣武区的一条“死”胡同儿。在西琉璃厂北侧、荣宝斋的后身儿。进口儿往西，向南拐，再折向西。总长约200米左右。胡同儿的5号(原1号)是民国初年盖的有几十间房屋、带有院落的两层灰色楼群。是著作颇丰的著名文人夏仁虎所建，并曾在此居住。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代总长、国会众院议员、国务院秘书长等职。这里不细谈，单说这8号院儿(原甲3号)。
这个院儿在胡同儿的深处，远离大街，没有市声的嘈杂，是一处幽静的所在。早先是周家的花园儿，而这是何许人呢？得从头儿说起。
旧时清秘阁
清朝时，乾隆帝弘历从生下来就奶水不足，他的奶妈周氏在宫中哺育到弘历6岁才出宫，此后，每到乾隆生日都要召周氏进宫。一次，周氏与乾隆闲聊时说，其子周某想在琉璃厂开一家买卖。乾隆帝说，可以开一家南纸店或古玩铺。待周某选好址一切准备就绪后，乾隆帝下旨由周家承办六部衙门文书办公用品、印泥制作及零售南纸等业务，并赐名:清秘阁。秘阁是我国历代皇帝在宫中收藏珍宝、图书、古画、墨迹等的秘密之处。清秘阁为清代秘阁之意。这是乾隆帝特许在宫外开设的，这个决定是史无前例的。由此也可看出周家与乾隆帝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当时的匾额是由阿克敦布书写。《春明古迹小识·卷四》载:“清秘阁为阿克敦布所写，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这块匾早已不存，我辈是无缘看到了。后来清秘阁的匾是吴昌硕题写。
从此，清秘阁在琉璃厂的所有店铺中，生意是最红火的。周家发家致富，后又开了粮店、油盐店等。还在琉璃厂地区盖房、建花园儿，这安平里8号院儿即是周家的花园儿。
清秘阁从乾隆初年开业，几经兴衰。到了清末民初之时，周家仍是京城有名的富户。有“三山六子一跟莊”之说。即有三个人的名字带山字，六个带子字，一个带莊字，这一跟莊就是清秘阁的传人周晓莊。这十位在当时北京是最有钱的人家，号称北京“十大家”。
然而，由于军阀混战、连年灾荒，生意萧条。清秘阁南纸店终于在民国后期彻底衰败，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卖掉了琉璃厂等处的房产，并在安平里8号的花园儿中盖房出租“吃瓦片儿”，我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搬进这个院儿的，后来我在这里出生。
这个昔日的周家花园儿共有五层院落。最里边是一座有三间南、北房及两间东、西房的小四合院儿，住着房东周家。其他院儿的房屋因只为出租，盖得很没有章法，不管质量，以灰顶的平房居多。外观很不错，剥开墙壁外面的灰皮儿，里面全是碎砖头烂瓦片儿，在泥上找齐儿。常说“齐不齐一把泥”，实际上这也是老北京的一绝。
我家住的是三间平台房(平顶)。一明两暗，由木质雕花儿的隔扇隔开。每间房屋的上边并排两个大木格窗框，每个窗框有24个正方形木格。下边是两大块玻璃。每年秋风萧瑟的时候，要用白面打好糨糊，用坚韧耐用的高丽纸，把窗框、窗棂处刷匀糨糊把纸糊严、粘平。如糊不好，开、关门及刮风时窗纸便哗哗作响。这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可以挡住漫天风雪使屋内一室如春。春夏之交天气渐热了，再把窗户纸撕去，糊上冷布做好卷窗准备消暑。
园中草木
这个院儿既是花园儿，绝少不了姿态各异的树木。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两棵建园时，即清代乾隆年间植下的国槐。前院儿的一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时死掉被砍伐了。中院儿的一棵紧倚在我家三间西房的南山墙上。我的居室也因此得名“倚槐居”，并由我的朋友、著名书画家郭子绪先生书写，那质朴、自然的书体经过装裱后挂在了我屋迎面的墙上。
俗话说“千年松、万年柏，经不住老槐呆一呆”，看着不起眼儿的一棵槐树，也得有几十年的树龄。这棵腰围粗壮、高大茂密，离着老远就能看见的古槐足有二百五六十年的历史，是活文物。它有20余米高，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就像一把巨大的伞，又似一顶绿色的天棚，葱茏的枝叶遮盖了夏季天儿灼热的骄阳，院儿里凉爽宜人。儿时，我和父亲、母亲每天都在树下那一座宽大、平坦又光滑的石桌上吃饭，晚上父亲在这里品茶。
当那坠满枝头的淡黄色的小花被习习凉风吹落时，也把清香和甜美洒满院落。在树下玩耍的我和小伙伴们，捡起地上的槐花，用细小的树枝穿起，做成一个个小花篮儿，或盛入小碗小盒里玩起了“过家家”……妈妈还曾用槐花儿当作染料，将本色儿的布染成淡黄色做小褂儿。最难忘的是冬季天儿，老槐树上那挂满葡萄串儿般的果实成熟了。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就把被风刮下来的槐豆角儿拾起，放到盆里用凉水泡起来，将粘手的外皮剥下，把里边黑色的豆儿放到锅里，倒上水在火上煮。并放入花椒、大料、盐等作料。还没起锅呢，香味早就出来了。妈妈每次都说:“这回可好好儿解解你的馋虫吧，槐豆是大凉的吃了败火。”放学回家吃着这喷香的煮五香槐豆，心里美极了。
然而，老槐树上那枯朽的枝干和皴裂的树皮，使人们看到了它历尽的沧桑和生的艰难。而那庞大的树冠与无数的叶掌也告诉了人们，它生的蓬勃和无私的奉献。它给了我们花的芳香、绿叶的凉爽和果实的醇芳。它阅尽人间春色也见证着这个园子的兴衰。
春夏之交，前院儿的紫藤花开了。一串串重叠着俯垂在架子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也引来了很多蜜蜂在花朵上下嗡嗡地叫着，纷乱地飞着。其中有一种个儿很大的、孩子们都叫它牛蜂，说它蜇人都很害怕。其实你不招惹它是不蜇人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房东周家的人就剪下几盘紫藤花烙藤萝饼吃。我也吵闹着让妈妈给我烙。记得妈妈把剪下的藤萝花洗净，将花朵摘下，去蒂，放在一个小盆里，放上白糖拌匀，腌好。再用水将白面和成面团。与平时烙饼一样，在擀好的面饼上刷上点油，少放一点盐，将腌制好的藤萝花做馅儿，铺匀在上面。卷好盘成圆形，擀平。这样饼就分出了层。铛上放点油，将饼两面烙成焦而不糊的金黄色，藤萝饼就烙好了。我不知道别人家是如何烙的，也没买过点心铺里的，我认为，妈妈用这种方法烙的藤萝饼香甜可口、老少咸宜，别有风味。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起仍口有余香。
秋意渐浓的时候，也是这个院儿的孩子们玩儿的最开心的季节。当第四层院儿里假山旁的枣树上那金黄色的小花还在盛开的时候，小伙伴们几乎每天都去树下抬头张望。盼它快快长出枣儿来。现在终于结果儿了。先是由微黄渐渐变白，又慢慢变红。紧接着在绿叶的衬托下，挂满枝条的是一颗颗美丽的红玛瑙。孩子们不敢用竹竿儿打枣儿，怕大人们说。只能悄悄地爬到树上去摘。我那会儿不会爬树，用两只脚和小腿部位钩着树干，两只手交替着向上用力扒。不敢往高处爬，脚却磨得生疼。有好几次都流血了也摘不了多少。几个在树下等着的小伙伴每人也就分四五个。吃着这又脆又甜的枣儿，心里倍儿高兴。
而养蛐蛐儿更是孩子们喜爱的“京秋雅戏”。当蟋蟀那悠长悦耳的鸣叫声在窗台下、草丛中响起的时候，我们可坐不住了。我们这里有一样好，就是逮蛐蛐儿不用去城外，在胡同儿和院儿里就能逮。我和房东周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儿，他们家有好多蛐蛐儿罐儿，我便用“洋画儿”、“三角儿”(用烟盒叠的)、“玻璃球儿”和那个叫二营子的孩子换。他会趁他奶奶睡午觉，悄悄地溜到北屋廊子底下，从木箱中拿澄浆罐儿。一次只能拿一个，有时我在外院儿等半天(他家住紧里边的小四合院)，只拿出来一只盖儿。有好几次他蹑手蹑脚地刚到那里，他奶奶睡醒了就只好再找时间了。
我换来的澄浆罐儿中，有几个是“古燕赵子玉”制作的，其中的一个罐儿里还有精致的“过笼儿”和一只小巧的汉白玉水槽儿。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虽然败落了，但家藏仍然丰厚。可是，因其是这一带的“名牌儿”，目标很大，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终未逃脱厄运。1966年8月“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周家被抄家，两大木箱澄浆罐儿及古瓷器被砸得粉碎。在清秘阁挂笔单的几十轴儿近、现代的名人字画化作了“黑色的蝴蝶”飞得无影无踪。儿时我换来的几个澄浆罐儿倒是幸逃此劫成了珍贵之物了，至今还完好地收藏着。
院中的买卖人
因为这个院儿在琉璃厂畔，所以住的邻居中，在琉璃厂做买卖的不少。大都是河北衡水、深、冀等县的人。其中卖古籍善本的有三家、卖字画儿的有三家、卖古玩的两家和卖碑帖的一家。这些买卖人中，有的在琉璃厂有门脸儿房，有的没有，自己在家经营。用“包袱斋”的方式，拿块包袱皮儿去同行处“搂货”，或到京城大宅门儿和去外地收货。去一些单位的图书馆等处及文人学者的家中送货。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经常光顾我们这个大杂院儿。住外院北屋的张效禹是卖字画儿的，眼力极好，在同行中是佼佼者。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现在的著名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刘九庵等人，常用包袱皮儿包着几轴儿字画，来他家请张先生经眼，并一起切磋研究。我和他家的孩子等几个小伙伴儿在一旁看他们展开的字画儿，听大人们说话。
父亲是卖古籍善本的。他的书友郑振铎、阿英、何其芳、周祖谟、启功、柴德赓、余逊、王重民、陆和九、吕振羽等人，只要是到琉璃厂来，必到我家小坐，与父亲谈书、找书。记得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北风劲吹的冬季。一天我下午没课正在家写作业。著名金石书画家、曾任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辅仁大学美术系导师的陆和九先生来我家，在火炉旁，边喝茶边与父亲聊天儿。父亲拿出了一幅素扇面，请他挥毫，让我研墨。我拿了一块“五百斤油”，在一方圆形的端砚里倒上水磨了起来。陆和九先生果然功力深厚、笔墨精到。很快一棵苍劲傲然的墨梅便画好了。美中不足的是没印章。陆先生说，不要紧，我过几天带章来。一个星期之后，陆和九先生带来了一方姓名章和一方印文是“西城三怪之一”的闲章。父亲拿出了一盒儿清代的八宝印泥，将印章钤盖在了扇面上。后来父亲配上了扇骨。收藏至今，完好无损。
住在外院儿东、西共六间房的白廷智亦是卖古旧书的。他路子宽、交际广，认识人多。常到京城的藏书家及大宅门儿去买货，一买就是一批，在院里的古槐下举行“拍货”活动。我想这大概是拍卖会最早的雏形。当时参拍者甚众，既有同行又有名人学者，气氛十分热烈。我们这些孩子在一旁看热闹，往往一批线装书不大工夫就拍得差不多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安平里8号院儿由原来的私人花园儿演变成了今天的有30户人家的大杂院儿，虽然还没被拆迁，但早已面目全非。原有的凉亭已荡然无存；高耸的鹿皮剑石被砸毁；几块生动、有趣，天然形状的虎、象、猴等太湖石让人拉走，就连剩下的几块石座儿也被卖掉了。葡萄架拆了、枣儿树死了、紫藤萝刨了，只剩下那棵郁郁苍苍的古槐使人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沧桑。1998年秋，区房管局所属椿树房管所说，要翻盖全院儿几十间旧房，各自找房临时搬走，待新房盖好再搬回来。当搬出了我们祖孙三代住了60多年的、旧而不危的老屋时，我的视线模糊了……
三个多月后，搬进了红砖灰瓦的新房。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新房的质量太差，住了没几年，门窗变形、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儿，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盖的危房”，遗憾之极。
庭院的格局变了，特色没了，见缝插针、乱接滥盖的小房使宽敞的院落变得拥挤不堪了……在浮躁之风泛起的今天，物欲横流、贫富悬殊、人心不古、睦邻不再。那些儿时美好的岁月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安平里是宣武区的一条“死”胡同儿。在西琉璃厂北侧、荣宝斋的后身儿。进口儿往西，向南拐，再折向西。总长约200米左右。胡同儿的5号(原1号)是民国初年盖的有几十间房屋、带有院落的两层灰色楼群。是著作颇丰的著名文人夏仁虎所建，并曾在此居住。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代总长、国会众院议员、国务院秘书长等职。这里不细谈，单说这8号院儿(原甲3号)。
这个院儿在胡同儿的深处，远离大街，没有市声的嘈杂，是一处幽静的所在。早先是周家的花园儿，而这是何许人呢？得从头儿说起。
旧时清秘阁
清朝时，乾隆帝弘历从生下来就奶水不足，他的奶妈周氏在宫中哺育到弘历6岁才出宫，此后，每到乾隆生日都要召周氏进宫。一次，周氏与乾隆闲聊时说，其子周某想在琉璃厂开一家买卖。乾隆帝说，可以开一家南纸店或古玩铺。待周某选好址一切准备就绪后，乾隆帝下旨由周家承办六部衙门文书办公用品、印泥制作及零售南纸等业务，并赐名:清秘阁。秘阁是我国历代皇帝在宫中收藏珍宝、图书、古画、墨迹等的秘密之处。清秘阁为清代秘阁之意。这是乾隆帝特许在宫外开设的，这个决定是史无前例的。由此也可看出周家与乾隆帝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当时的匾额是由阿克敦布书写。《春明古迹小识·卷四》载:“清秘阁为阿克敦布所写，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这块匾早已不存，我辈是无缘看到了。后来清秘阁的匾是吴昌硕题写。
从此，清秘阁在琉璃厂的所有店铺中，生意是最红火的。周家发家致富，后又开了粮店、油盐店等。还在琉璃厂地区盖房、建花园儿，这安平里8号院儿即是周家的花园儿。
清秘阁从乾隆初年开业，几经兴衰。到了清末民初之时，周家仍是京城有名的富户。有“三山六子一跟莊”之说。即有三个人的名字带山字，六个带子字，一个带莊字，这一跟莊就是清秘阁的传人周晓莊。这十位在当时北京是最有钱的人家，号称北京“十大家”。
然而，由于军阀混战、连年灾荒，生意萧条。清秘阁南纸店终于在民国后期彻底衰败，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卖掉了琉璃厂等处的房产，并在安平里8号的花园儿中盖房出租“吃瓦片儿”，我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搬进这个院儿的，后来我在这里出生。
这个昔日的周家花园儿共有五层院落。最里边是一座有三间南、北房及两间东、西房的小四合院儿，住着房东周家。其他院儿的房屋因只为出租，盖得很没有章法，不管质量，以灰顶的平房居多。外观很不错，剥开墙壁外面的灰皮儿，里面全是碎砖头烂瓦片儿，在泥上找齐儿。常说“齐不齐一把泥”，实际上这也是老北京的一绝。
我家住的是三间平台房(平顶)。一明两暗，由木质雕花儿的隔扇隔开。每间房屋的上边并排两个大木格窗框，每个窗框有24个正方形木格。下边是两大块玻璃。每年秋风萧瑟的时候，要用白面打好糨糊，用坚韧耐用的高丽纸，把窗框、窗棂处刷匀糨糊把纸糊严、粘平。如糊不好，开、关门及刮风时窗纸便哗哗作响。这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可以挡住漫天风雪使屋内一室如春。春夏之交天气渐热了，再把窗户纸撕去，糊上冷布做好卷窗准备消暑。
园中草木
这个院儿既是花园儿，绝少不了姿态各异的树木。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两棵建园时，即清代乾隆年间植下的国槐。前院儿的一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时死掉被砍伐了。中院儿的一棵紧倚在我家三间西房的南山墙上。我的居室也因此得名“倚槐居”，并由我的朋友、著名书画家郭子绪先生书写，那质朴、自然的书体经过装裱后挂在了我屋迎面的墙上。
俗话说“千年松、万年柏，经不住老槐呆一呆”，看着不起眼儿的一棵槐树，也得有几十年的树龄。这棵腰围粗壮、高大茂密，离着老远就能看见的古槐足有二百五六十年的历史，是活文物。它有20余米高，两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就像一把巨大的伞，又似一顶绿色的天棚，葱茏的枝叶遮盖了夏季天儿灼热的骄阳，院儿里凉爽宜人。儿时，我和父亲、母亲每天都在树下那一座宽大、平坦又光滑的石桌上吃饭，晚上父亲在这里品茶。
当那坠满枝头的淡黄色的小花被习习凉风吹落时，也把清香和甜美洒满院落。在树下玩耍的我和小伙伴们，捡起地上的槐花，用细小的树枝穿起，做成一个个小花篮儿，或盛入小碗小盒里玩起了“过家家”……妈妈还曾用槐花儿当作染料，将本色儿的布染成淡黄色做小褂儿。最难忘的是冬季天儿，老槐树上那挂满葡萄串儿般的果实成熟了。每当这个时候，妈妈就把被风刮下来的槐豆角儿拾起，放到盆里用凉水泡起来，将粘手的外皮剥下，把里边黑色的豆儿放到锅里，倒上水在火上煮。并放入花椒、大料、盐等作料。还没起锅呢，香味早就出来了。妈妈每次都说:“这回可好好儿解解你的馋虫吧，槐豆是大凉的吃了败火。”放学回家吃着这喷香的煮五香槐豆，心里美极了。
然而，老槐树上那枯朽的枝干和皴裂的树皮，使人们看到了它历尽的沧桑和生的艰难。而那庞大的树冠与无数的叶掌也告诉了人们，它生的蓬勃和无私的奉献。它给了我们花的芳香、绿叶的凉爽和果实的醇芳。它阅尽人间春色也见证着这个园子的兴衰。
春夏之交，前院儿的紫藤花开了。一串串重叠着俯垂在架子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也引来了很多蜜蜂在花朵上下嗡嗡地叫着，纷乱地飞着。其中有一种个儿很大的、孩子们都叫它牛蜂，说它蜇人都很害怕。其实你不招惹它是不蜇人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房东周家的人就剪下几盘紫藤花烙藤萝饼吃。我也吵闹着让妈妈给我烙。记得妈妈把剪下的藤萝花洗净，将花朵摘下，去蒂，放在一个小盆里，放上白糖拌匀，腌好。再用水将白面和成面团。与平时烙饼一样，在擀好的面饼上刷上点油，少放一点盐，将腌制好的藤萝花做馅儿，铺匀在上面。卷好盘成圆形，擀平。这样饼就分出了层。铛上放点油，将饼两面烙成焦而不糊的金黄色，藤萝饼就烙好了。我不知道别人家是如何烙的，也没买过点心铺里的，我认为，妈妈用这种方法烙的藤萝饼香甜可口、老少咸宜，别有风味。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起仍口有余香。
秋意渐浓的时候，也是这个院儿的孩子们玩儿的最开心的季节。当第四层院儿里假山旁的枣树上那金黄色的小花还在盛开的时候，小伙伴们几乎每天都去树下抬头张望。盼它快快长出枣儿来。现在终于结果儿了。先是由微黄渐渐变白，又慢慢变红。紧接着在绿叶的衬托下，挂满枝条的是一颗颗美丽的红玛瑙。孩子们不敢用竹竿儿打枣儿，怕大人们说。只能悄悄地爬到树上去摘。我那会儿不会爬树，用两只脚和小腿部位钩着树干，两只手交替着向上用力扒。不敢往高处爬，脚却磨得生疼。有好几次都流血了也摘不了多少。几个在树下等着的小伙伴每人也就分四五个。吃着这又脆又甜的枣儿，心里倍儿高兴。
而养蛐蛐儿更是孩子们喜爱的“京秋雅戏”。当蟋蟀那悠长悦耳的鸣叫声在窗台下、草丛中响起的时候，我们可坐不住了。我们这里有一样好，就是逮蛐蛐儿不用去城外，在胡同儿和院儿里就能逮。我和房东周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儿，他们家有好多蛐蛐儿罐儿，我便用“洋画儿”、“三角儿”(用烟盒叠的)、“玻璃球儿”和那个叫二营子的孩子换。他会趁他奶奶睡午觉，悄悄地溜到北屋廊子底下，从木箱中拿澄浆罐儿。一次只能拿一个，有时我在外院儿等半天(他家住紧里边的小四合院)，只拿出来一只盖儿。有好几次他蹑手蹑脚地刚到那里，他奶奶睡醒了就只好再找时间了。
我换来的澄浆罐儿中，有几个是“古燕赵子玉”制作的，其中的一个罐儿里还有精致的“过笼儿”和一只小巧的汉白玉水槽儿。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虽然败落了，但家藏仍然丰厚。可是，因其是这一带的“名牌儿”，目标很大，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终未逃脱厄运。1966年8月“红卫兵”走向社会“破四旧”周家被抄家，两大木箱澄浆罐儿及古瓷器被砸得粉碎。在清秘阁挂笔单的几十轴儿近、现代的名人字画化作了“黑色的蝴蝶”飞得无影无踪。儿时我换来的几个澄浆罐儿倒是幸逃此劫成了珍贵之物了，至今还完好地收藏着。
院中的买卖人
因为这个院儿在琉璃厂畔，所以住的邻居中，在琉璃厂做买卖的不少。大都是河北衡水、深、冀等县的人。其中卖古籍善本的有三家、卖字画儿的有三家、卖古玩的两家和卖碑帖的一家。这些买卖人中，有的在琉璃厂有门脸儿房，有的没有，自己在家经营。用“包袱斋”的方式，拿块包袱皮儿去同行处“搂货”，或到京城大宅门儿和去外地收货。去一些单位的图书馆等处及文人学者的家中送货。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经常光顾我们这个大杂院儿。住外院北屋的张效禹是卖字画儿的，眼力极好，在同行中是佼佼者。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现在的著名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刘九庵等人，常用包袱皮儿包着几轴儿字画，来他家请张先生经眼，并一起切磋研究。我和他家的孩子等几个小伙伴儿在一旁看他们展开的字画儿，听大人们说话。
父亲是卖古籍善本的。他的书友郑振铎、阿英、何其芳、周祖谟、启功、柴德赓、余逊、王重民、陆和九、吕振羽等人，只要是到琉璃厂来，必到我家小坐，与父亲谈书、找书。记得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北风劲吹的冬季。一天我下午没课正在家写作业。著名金石书画家、曾任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辅仁大学美术系导师的陆和九先生来我家，在火炉旁，边喝茶边与父亲聊天儿。父亲拿出了一幅素扇面，请他挥毫，让我研墨。我拿了一块“五百斤油”，在一方圆形的端砚里倒上水磨了起来。陆和九先生果然功力深厚、笔墨精到。很快一棵苍劲傲然的墨梅便画好了。美中不足的是没印章。陆先生说，不要紧，我过几天带章来。一个星期之后，陆和九先生带来了一方姓名章和一方印文是“西城三怪之一”的闲章。父亲拿出了一盒儿清代的八宝印泥，将印章钤盖在了扇面上。后来父亲配上了扇骨。收藏至今，完好无损。
住在外院儿东、西共六间房的白廷智亦是卖古旧书的。他路子宽、交际广，认识人多。常到京城的藏书家及大宅门儿去买货，一买就是一批，在院里的古槐下举行“拍货”活动。我想这大概是拍卖会最早的雏形。当时参拍者甚众，既有同行又有名人学者，气氛十分热烈。我们这些孩子在一旁看热闹，往往一批线装书不大工夫就拍得差不多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安平里8号院儿由原来的私人花园儿演变成了今天的有30户人家的大杂院儿，虽然还没被拆迁，但早已面目全非。原有的凉亭已荡然无存；高耸的鹿皮剑石被砸毁；几块生动、有趣，天然形状的虎、象、猴等太湖石让人拉走，就连剩下的几块石座儿也被卖掉了。葡萄架拆了、枣儿树死了、紫藤萝刨了，只剩下那棵郁郁苍苍的古槐使人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沧桑。1998年秋，区房管局所属椿树房管所说，要翻盖全院儿几十间旧房，各自找房临时搬走，待新房盖好再搬回来。当搬出了我们祖孙三代住了60多年的、旧而不危的老屋时，我的视线模糊了……
三个多月后，搬进了红砖灰瓦的新房。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新房的质量太差，住了没几年，门窗变形、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儿，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盖的危房”，遗憾之极。
庭院的格局变了，特色没了，见缝插针、乱接滥盖的小房使宽敞的院落变得拥挤不堪了……在浮躁之风泛起的今天，物欲横流、贫富悬殊、人心不古、睦邻不再。那些儿时美好的岁月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